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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南越王赵佗


论南越王赵佗

刘玲娣 孙慧佳

赵佗,河北真定人,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值得浓彩重笔抒写的人物。他文韬武略,大智大勇,不仅是最早在岭南地区建立政权的北方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与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并成为其领袖的优秀政治家。他以岭南为家,把中原先进文化和生产力传给当地人民,以毕生精力开垦这块土地,被今人誉为客家“祖龙文化”之先驱。司马迁站在民族团结与统一的高度,在《史记》的《南越列传》《孝文本纪》《郦生陆贾列传》《淮南衡山列传》等篇,最早对赵佗平定南陲、和集百越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从此,颂扬赵佗绥靖南越的历史贡献者,可谓代不乏人。河北学界更是对故土走出的这位南越领袖厚爱有加,研究成果颇丰。但是,综观前人所论,大多肯定其开拓岭南、建邦立国,维护民族统一的历史贡献,却鲜有人论及赵佗于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中审时度势、进退自如的生存智慧。

一、挥师南下,植根岭南

赵佗,生卒年不详,战国时赵国东垣县(治所在今石家庄市长安区东古城)人。汉十年(前197年),刘邦率军平定阳夏侯陈豨部将赵利的叛军,克东垣后,改名为“真定”,取“真正安定”之意。故而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唐初,真定治所移到今天石家庄市东北的正定。

赵佗是秦始皇时代的军事将领,奉命率秦军征讨百越而南下。至于他何时到达南越,由于秦始皇“略定杨越”的起始年学界说法不一,也就难以定于一尊。秦王朝开始攻略杨越时间,据韩兆琦先生引证:“《秦代初平南越考》的作者法国人鄂卢梭以为应在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其统帅为尉屠睢。开始进展顺利,至第二年(前220)即平定了今广东全境与今广西北部、中部的大部地区,而在与广西南部、越南北部的西瓯作战时失败,屠睢被杀。时在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始皇二十九年(前218),秦王朝二次派兵伐西瓯,其统帅为赵佗。至始皇三十三(前214)胜利结束,设其地为三个郡。《南越国史》的作者以为在始皇二十九年(前218)。第一次攻越的秦朝将领是屠睢与赵佗,以作战失败,屠睢被杀而告终。后经周密准备,四年后由任嚣、赵佗为将再攻,始略定之。不论哪种说法,赵佗为秦平定杨越的参战将领当确信无疑。杨越平定后,他又被任命为地方官龙川县令,转为经营地方。为稳定军心,赵佗曾“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即向秦始皇申请:征内地三万(始皇派去一万五千)未婚女子到军中,为将士们缝补衣裳以稳定军心。由此可以看出,赵佗南下平定百越之后,便以建设者的身份,立地生根,开拓这块土地。

关于赵佗的卒年,司马迁《史记 · 南越列传》中说是“至建元四年卒”,即前137年。此说学界一直存疑,缘于《汉书·南粤传》载:文帝元年,欲以“盛德”镇抚天下,“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同时,赐其堂兄弟官赏,并派陆贾带书信前去安抚。赵佗甚为感动,在给文帝的复信中,自称“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云云。其“处粤四十九年”之说,招致后人众说纷纭,难成一词。王鸣盛从时间上质疑:“赵佗于文帝元年已自称‘老夫处粤四十九年’,历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至武帝建元四年,凡四十三年。即以二十余岁为龙川令,亦一百十余岁矣。”梁玉绳据《汉书》所载辩驳:“《汉传》无‘卒’字,以建元四年为佗孙嗣位之岁,似佗非卒于建元四年,而《史》、《汉》皆不书佗子,可知其子前死,赵胡以孙继祖也。但考《两粤传》,佗当文帝元年已称老夫,处粤四十九年,于今抱孙,则自始皇二十年佗已居粤因为龙川令,二世元年行南海尉事,高帝四年称王,至武帝建元四年凡九十一年,徐广引皇甫谧谓佗盖百岁,何若是之寿耶?”就当时的生活条件与生活水平而言,活到一百多岁恐怕很难,尤其是北方人到南方,面临自然环境与生活环境的诸多不适,赵佗居然一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种质疑不无道理。韩兆琦先生认为:“若依梁说,则‘至建元四年’五字应移至下段开头,如此比较合乎情理。”可能正是基于合乎情理的需要,《汉书》作了如此调整。卒年本不详,生年再由卒年去推,只能是以或然性前提推出或然性结论了。因此,本文对赵佗的生卒年以“不详”论之。我们所关注者,是赵佗植根岭南,历秦汉百年政治风雨,以百余岁高龄,书写了秦汉百年春秋,在南越历史与河北历史上,都留下了足以让后代为之骄傲的闪光印记。

二、建邦立国,智慧求生

赵佗从一介军事将领转为龙川县令经营地方,可谓历经艰难。众所周知,刘邦建立汉家天下后,随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诸多异姓王,先后都以亦真亦幻的“谋反”罪名翦除殆尽,如两韩信、英布、臧荼、张耳(张敖)彭越等。赵佗不仅全身,而且南越王传了五世,彰显出超凡智慧。检索赵佗的生命履历我们发现,军事上的能攻善战与清醒的政治头脑有机结合,使其在瞬息万变的秦汉政治历史舞台上极为出色地扮演了一个“生、丑”相兼的角色。他“遇高帝则北面而臣之,遇光武则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在“虎气”与“猴气”间腾挪闪窜,机敏权变,最后以“英雄气”蜕尾拔地而起,完成人生的完美退场。

1.审时度势,乘机而起

岭南平定后,秦朝任命两位带兵将领为地方官吏:任嚣任南海尉,赵佗任龙川县令。

209年,秦王朝在陈涉、吴广的呐喊声中摇摇欲坠。任嚣很希望借机发展南海,遗憾的是他身染重疴。由于“郡中长史无足与言者”,便召来赵佗。任嚣为赵佗分析南海地势,并谈了自己的想法:“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凭山借海,是天然之力;中原人的辅佐,是人之力;诸侯纷争,是势,可谓“力”与“势”同生,挑战与机遇并存。这位目光远大的郡尉,将南海前途托付于赵佗。正如钟惺所言:“任嚣何人,识时、识地、又识人,俊杰哉!”赵佗没有令任嚣失望,他接过职任,以“防盗兵”为由号令郡中,严控横浦、阳山、湟溪三关,阻断与中原的交通,杀掉秦朝所派官吏,代之以自己的党羽,设置了自然天险与人事之铜墙铁壁两道防线。王先谦引沈钦韩辨析曰:“粤东要害,首在西北,故秦所置三关,皆在连州之境。而赵佗分兵绝秦新道,亦在焉。佗既绝新道,于任化北筑城,以壮横浦;于乐昌西南筑城以壮湟溪。当时东岭未开,入粤者多由此二道,此佗设险之意也。”于是,当秦朝既灭,群雄喋血中原杀得天昏地暗之时,赵佗乘势兼并了桂林、象郡,从而统一了岭南地区,正式建立南越王国,矗立起岭南第一个都城番禺(今广州市南),他自立为南越武王,尽显英雄气。

刘邦定天下后,由于连年征战,兵疲民苦,这位和项羽拼杀的几乎精疲力尽的皇帝,实在没有精力再去平定自称南越武王的赵佗。按照凌稚隆引陈仁子的分析:“图天下者贵识天下之大势,高帝有天下,盖识其势者也。当时吏民新附,叛者九起,故北不刷白登之耻,南不贪百越之臣,……若穷征远伐,变不旋踵,恐鞭长不及马腹,天下匈匈,非我有也。”因此,刘邦派陆贾携绶玺符节至南越,封赵佗为南越王,使南越国成为汉朝的一个藩属国。赵佗趁机接受汉封,名正言顺地成为汉宗属国君王,从此与汉互通往来,和睦相处。不难看出,安抚赵佗、稳定边邑是刘邦的聪明过人之处;接受封赏、建邦立业是赵佗对南越历史与生民的一大贡献;而审时度势,相机而行,乃是英雄豪杰的共有素质。

汉王死后,吕后执政实行“别异蛮夷”政策,“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班固《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中更具体地说是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马、牛、羊即予,予牡,毋与牝。”即不仅禁止向南越国出售铁制工具和其它器物,而且所输入的马匹只有公的没有母的,使其难以繁衍,同时停止了使节往来和相互贸易,汉与南越的关系由此日益恶化。赵佗于是宣布独立,自称“南越武帝”。在加强边境武力的同时,用财物公关,收买闽越、西瓯、骆越等部族归属自己,使南越的疆土大大扩充,东西长达万余里,领地范围扩张至顶峰。并开始以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行止同于汉帝,大大地过了一把皇帝瘾。

2.屈伸有度,远祸全身

赵佗作为南越武帝的好景并不长。汉文帝即位后,以“盛德”治天下相标榜,对边远少数民族首领实行怀柔政策,命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说服赵佗归汉。

司马迁以“极其神妙,可云神话之笔”,写了陆贾与赵佗的两次见面。首次是在汉初。《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赵佗“魋结箕踞见陆生”,一副不屑的老大派头,并不把汉使放在眼里。一旦陆贾陈说汉天子之威,又以掘祖坟、灭宗族、杀头、亡国相威胁的时候,赵佗如醍醐灌顶,“蹶然起坐”,向陆贾诚恳道歉,说自己久处蛮夷,有失礼节。看到陆贾平静下来,赵佗问:“我孰与萧何、曹参、韩信贤?”陆贾随口敷衍:“王似贤。”赵佗兴奋地又问“我孰与皇帝贤?”陆贾历数汉代皇帝的功业,夸耀汉朝地博人众,说区区南越最多不过汉朝一个郡。赵佗听后大笑,说:“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看似天真可笑的比试,透出的却是赵佗的机敏,他探知了自己王国在整个大汉版图中的位置,及时调整方略,于是接受汉封,对汉称臣,从而稳定了南越王位及其统治。第二次是在汉文帝时。陆贾携汉文帝书信再次赴南越见赵佗。文帝通情达理、恩威并施的书信,使赵佗明白了自己过错之重:自立为皇帝,与汉分庭抗礼,攻打汉封长沙王的城邑,还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扩大地盘。深重危机从天而降,惶恐之际,他回了一封堪称绝唱的谢罪书。

赵佗自称“蛮夷大长老”,极显恭谨之态。然后解释攻打长沙王和称帝的原因。其一:“前日高后隔异南越,窃疑长沙王谗臣,又遥闻高后尽诛佗宗族,掘烧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长沙边境。”赵佗说自己不恭于汉缘于三个诱因:一是吕后“看人下菜碟”,隔异南越,有意疏远;二是怀疑长沙王从中拨弄是非,造谣诬陷;三是吕后诛族掘冢,欺人太甚。三条理由都站得住脚,无论古今,杀人掘墓、谗言诬陷,都激人怒起。其二:“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老臣妄窃帝号,聊以自娱,岂敢以闻天王哉。”说南方地势潮湿令人多病短命,所以想及时行乐。尤其是此蛮夷聚集之地,只有千把人的闽越,不穿衣服的野蛮国家西瓯、骆越,都敢称王,我们中原人自然得高他们一筹,故而我才称帝。无他意,闹着玩罢了。这样,一场严肃的建邦称制之举,被淡化成了优伶粉墨的舞台闹剧。吴见思云:“妙在自占地步,想赵佗是一极聪明人。”司马迁以追魂摄魄之笔,令一个老谋深算、聪明绝顶,但又憨朴似拙、大智若愚的形象呼之欲出。可以想象,欲以德化天下的汉文帝,当面对这个以龙袍、印玺为道具嬉戏玩耍的大男孩时,除却哭笑不得的无可奈何,很难兴师问罪。

在政治舞台上,政治家欲在波谲云诡的政坛风云中稳操胜券,苏世独立、卓荦壮伟之阳刚气固不可少,审时度势、自占地步之阴柔气亦绝不可无。赵佗与秦、汉几代君王的周旋,正是适时又合宜地成功运用这“刚、柔相济之气”,亦真亦假,亦庄亦谐,演绎出其精妙绝伦的智慧人生。

三、和集百越,贡献卓著

赵佗在越几十年,不仅克服了南北文化与生活习惯差异所带来的诸多不便,而且凭借自己的才智,与越地人民和睦相处,开创了一番令后人所景仰的事业。虽然司马迁于赵佗本传中没有具体抒写赵佗任龙川县令的功绩,但是,我们从任嚣对赵佗的器重以及任嚣死后赵佗“移檄”告民和率众击并桂林、象郡,最终自立为南越武王的一呼百应中,看到了赵佗的得民心。正如曾国藩所云:“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焉。五世九十三岁,越国必有善政……”推究赵佗的“善政”,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播撒中原先进文化的种子,文明治越。《汉书·高帝纪下》中刘邦曾云:“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会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中原迁徙到岭南的移民)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赵佗之“力”,首先是将汉字与汉文化引入南越,使越人各部逐渐改变互相攻杀的陋习,世代被称为蛮夷的百越人“渐见礼化”走向文明,人的整体素质获得提升。尤其难能可贵处,是赵佗本人改从越人装束与习俗,以行动实践“和集百越”“汉越一家”的民族融合政策。他自称“蛮夷大长老”,不仅任用少数民族杰出人物拜相将兵,而且从内地引进一万五千余未婚女子,一方面为守边将士料理缝补浆洗等生活,另一方面这些女子很可能与将士婚配生活,从而稳定军心,绥靖边陲。同时,赵佗还倡导中原人与越人通婚,甚至支持自己的儿女与越人结姻。从赵佗曾孙赵兴时代的丞相吕嘉“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可以看出,汉人与越人的通婚,已非一日。这种中原人与岭南百越少数民族亲如一家、自然融合的局面,不仅大大消除了民族分裂与仇视的隐患,而且奠定了岭南多元一体化的文化格局,南越王墓出土的汉字印玺,越人操蛇托座、编钟、铜乐器和各式饰画、壁画,以及波斯银盒等,突出体现了中原文化、百越文化和海外文化在岭南地区的交流与融合,这在中华民族的统一史上,意义重大。

其二,推广中原先进生产技术,促进南越经济繁荣。赵佗在传播中原先进文化的同时,也把中原先进的耕作、打井灌溉和冶金、纺织等生产技术传给百越兄弟,改变了岭南“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通过助民凿井,修渠灌田,极大地促进了岭南农耕业的发展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我们今天虽然没有更多资料记载赵佗当年如何将中原生产技术传给南越,但是,内地南征留在南越的将士与万余名内地女子的援越,自然成为传播中原先进生产技术的种子,他们在此扎根,并与当地人民相融合,成为南越的建设者。近年广州市内发掘出的南越食用水井,其精良的筑造不仅反映出古人的智慧,也凝聚着赵佗这位汉族“蛮夷长老”对南越人民的手足深情。1983年,广州市象岗发掘出第二代南越王赵眜(赵佗之孙)墓,以其器物精美、文物众多、规模宏大被列为全国20世纪80年代“十大考古成就”之一。尤其墓中出土的生产工具和大量玉器,精美华丽令人叹为观止,显示出南越国的文明与富庶。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赵眜身著的丝缕玉衣,与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中山靖王刘胜夫妇所著的金缕玉衣极其相似,司马迁在《史记 · 西南夷列传》中亦云:“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可见汉文化的影响。正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文物陈列馆·前言”所云:墓中出土的“一千多件珍宝和生活器具,充分体现了南越国……政治制度上仿效秦汉,经济上跨越发展,文化上多元交融的时代特征。”考古证明,正是赵佗与南越人民的共同开发,使一向落后的岭南获得极大发展,实现了国富民殷。岭南人民没有忘记这位给他们创造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北方人,称“土客何以共舞,荒芜焉得昌蕃?公倡和辑秦粤而相处兮,同沐骀荡春风于庭前。……唯吾风流佗公之懿德,实为客家万代之祖先!”不仅南越,在越南历史上赵佗也同样备受推崇。越南史学家黎嵩在《越鉴通考总论》卷首云:“赵武帝乘秦之乱,奄有岭表,都于番禺,与汉高祖各帝一方,有爱民之仁,有保邦之智,武功慑乎蚕丛(安阳王蜀泮),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教民耕种,国富兵强……真英雄才略之主也。”甚至越南陈朝(12451440)时,还追封赵佗为“开天体道圣武神哲皇帝”。

今天,广州市气势恢宏的“南越王博物馆”,向世界展示着赵佗及其邦国的伟绩;石家庄市新华区赵陵铺村典雅清丽的“赵佗公园”,饱含着故乡人民对这位智慧游子的满腔深情。

赵佗的一生,可以说是在政治夹缝中求生存的一生,也是充满智慧与传奇色彩的一生。他历经秦始皇至汉武帝八个帝王间百年风雨,尤其是在汉代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中,不仅远离不测之祸,还使南越王位传了五代,其间多少艰难与磨难,今人难以想象与臆测。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用人生巨笔,不仅把“智慧”两字永远镌刻于南国的山山水水,也刻在岭南子孙后代的心中。赵佗,无疑是岭南文明的一座历史丰碑。“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身处南国的赵佗,用生命谱就了其作为燕赵之士的慷慨之歌,同时也把故土河北文化植根于南国的每一寸土地。南越史册上留下了雄豪朴实、诙谐狡狯的赵佗的名字,中华民族史册上也记下了这位足智多谋、献身岭南民族事业、从河北走出并令河北永世骄傲的河北人。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南越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班固. 汉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3]韩兆琦.史记笺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

[4]梁玉绳.史记志疑[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杨燕起.历代名家评《史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6]卓佛坤.祭赵佗文[N].河源日报,20100814

[7]梁宗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及其民族化特征.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网,200504

(原文出处:《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25-28页。刘玲娣,保定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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